为以色列效力的纳粹王牌:扼杀了埃及的强国梦

1962年,中东形势十分紧张。铁腕人物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大国,与以色列对峙,双方都虎视眈眈。这时,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领导人伊塞尔·哈雷尔(Isser Harel,1912—2003)对一个奥地利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奥地利人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或者说臭名昭著)的老纳粹奥托·斯科尔兹内。

斯科尔兹内颇有传奇色彩,二战期间是德国党卫军特种部队的领导人,他最有名的战绩是1943年9月在一座山顶空降,成功营救了被囚禁在那里的墨索里尼;1944年10月,他突袭布达佩斯城堡山,阻止匈牙利政府向苏联投降;1944年底,他又组织了让会说英语的德国兵伪装为美军,在美军后方制造混乱的“狮鹫行动”。

二战之后,斯科尔兹内也没闲着,参与老纳粹的不少秘密组织与活动,比如帮助战犯逃往南美等。

早在1948—1949年以色列建国前后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就有一些前纳粹德国军人为阿拉伯人作战,有的在正规军,有的是游击队。但这些德国人发挥的作用很小。这是第一批在阿拉伯世界活动的“德国专家”。

1952年,近东的主要阿拉伯大国埃及废除君主制。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军事政变,成立埃及共和国。·纳吉布(Mohammed Naguib)成为埃及第一任总统,纳赛尔任总理。渐渐地,有更多前纳粹国防军和党卫军的军人和军工专家来到埃及,为其服务。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在私人层面,有的是追求冒险,有的是为了金钱,有的是在德国的和平时期百无聊赖、英雄无用武之地,也有的是出于反犹的意识形态。但他们的活动总体上与西德政府的立场无关。(西德官方致力于和以色列搞好关系。)这是第二批“德国专家”。 斯科尔兹内就是其中之一。

1953年,斯科尔兹内来到埃及,担任军事顾问。斯科尔兹内的同僚都是原先的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军官,包括威廉·法姆巴赫尔将军(Wilhelm Farmbacher)、奥斯卡·蒙策尔将军(Oskar Munzel)、盖世太保驻波兰的犹太人事务主管利奥波德·格莱姆(Leopold Gleim)以及盖世太保驻杜塞尔多夫主管约阿希姆·戴姆林(Joachim Daemling)。法姆巴赫尔将军成为埃及陆军训练的主管。一名前德国海军上校接管了埃及海军的训练。纳粹时期重要军工厂“赫尔曼·戈林帝国工厂”的总经理Wilhel在埃及建立了一家军工厂,除了生产轻武器和弹药,还开始研制埃及最早的导弹。火箭工程师和前党卫军上尉Rolf Engel开始研制小型火箭,不过没有取得成功。

至于斯科尔兹内,除了作为军事顾问训练埃及正规军之外,他还对一些阿拉伯志愿者作了特种作战的训练,埃及军方计划利用这些人对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的英军发动攻击。一些巴勒斯坦难民也接受了训练,其中就有后来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在1953至1954年间,斯科尔兹内帮助埃及军方筹划了通过加沙地带渗透进入以色列的计划。随后斯科尔兹内继续为埃及新任领导人纳赛尔服务。

50年代在埃及活动的德国专家一共有五十多人。当时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知道有一批德国人(并且其中不少是纳粹分子)在为埃及服务,这影响了西德与以色列的关系。于是阿登纳颁布法令,禁止德国人为外国军队服务(除了法国外籍军团)。但从法律上,西德官方其实拿这些人没有办法。并且,苏联也在致力于影响中东,如果德国人不为埃及提供服务,那么苏联就可能会抢占先机,这是西德不愿意看到的。再加上此时埃及还没有大力研发导弹,对以色列的威胁不大,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了。

纳赛尔上台之后,开始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导弹技术,以提高埃及的军事实力、更好地对抗以色列,同时降低埃及在技术方面对英美和苏联的依赖程度。于是他在欧洲寻找这方面的资源和专家。瑞士籍埃及裔的军火商哈桑·萨义德·卡米尔(Hassan Sayed Kamil)在西德和瑞士搜罗这方面的资源和专家,尽管这两个国家的法律当时都禁止向中东输送武器。哈桑为埃及招募到的很多德国科学家都是二战期间为纳粹政府工作过的老专家,不少人曾在佩内明德的V2火箭研发基地工作,其中有些人在战后还曾为法国的导弹项目工作。这些德国专家在埃及的研发基地被称为“333工厂”。有了世界一流专家的帮助,埃及的导弹项目风生水起,1962年7月成功试射了一枚导弹,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和广泛关注,后来又在埃及街头的阅兵式上展示了两种新导弹。

德国技术流向埃及(当然这不是西德官方的项目),损坏了西德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但西德政府仍然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战争赔款,并秘密向以色列输送武器。不过以色列对埃及的导弹研发仍然忧心忡忡,尤其是参与项目的一位奥地利科学家背叛了埃及,告诉以色列人,埃及当局在研发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后来摩萨德又搞到德国科学家沃尔夫冈·皮尔茨(Wolfgang Pilz)写的文件,其中说“333工厂”正在制造900枚导弹。另外还有一些情报表明,埃及人有计划研发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弹头。

摩萨德决定采取行动,打击埃及的导弹项目。那么还有比釜底抽薪更好的办法吗?以色列特工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埃及工作的德国科学家们。摩萨德的主要手段是邮件炸弹、绑架和威胁,比如劫持德国科学家的亲属,以强迫他们离开埃及。对于德国科学家,哈雷尔铁石心肠,后来遭到质询时曾说:“这些人活该要死。”哈雷尔愿意用极端的手段(绑架、刺杀)来对付并非军人的德国科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威胁到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并且大多曾为纳粹服务。大约在同一时期,摩萨德曾阿根廷绑架了潜伏在那里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4月在耶路撒冷公开审判他并于1962年5月将他处以绞刑。艾希曼是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这样一个大屠杀凶手的落伍,或许激起了以色列人对德国人和老纳粹的仇视,觉得杀他们是正当合理的。

这个行动,被摩萨德称为“达摩克利斯行动”。领导行动的是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而具体执行的特工人员来自以色列的另一个情报机构辛贝特(以色列国家安全局)。

所以哈雷尔对斯科尔兹内产生了兴趣,因为斯科尔兹内本身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特工,并且是援助埃及的德国人之一,熟悉情况。哈雷尔起初打算派人刺杀斯科尔兹内,但转念一想,何不将其为己所用?一个始终对希特勒忠心耿耿的老纳粹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服务,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何况斯科尔兹内在战后一直是各种新老纳粹组织的活跃分子。斯科尔兹内为摩萨德工作的惊人故事,直到1989年才由以色列安全与情报期刊《马塔拉》(Matara)披露出来。

有的研究者认为斯科尔兹内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为摩萨德工作,但2010年以色列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Tom Segev)的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传记中说,斯科尔兹内向维森塔尔表示愿意帮助他,条件是维森塔尔将他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中取掉。维森塔尔拒绝了,但斯科尔兹内最后还是帮助了他。2016年,以色列作家和记者约西·摩尔曼(Yossi Melman) 和美国记者丹·拉维夫(Dan Raviv)披露了更多信息。根据他们的研究,斯科尔兹内愿意为摩萨德工作,于1962年9月刺杀了为埃及服务的德国商人海因茨·克卢格(Heinz Krug)。克卢格是慕尼黑一家公司的经理,而该公司实际上是埃及官方的“幌子”,在欧洲为埃及提供与导弹有关的设备。斯科尔兹内还用邮件炸弹炸死了“333工厂”的五名埃及工作人员。他还向以色列提供了为埃及服务的德国科学家名单,以及秘密向埃及械的欧洲公司的名单。

斯科尔兹内从未解释过自己为何愿意为以色列工作,也许是为了寻求冒险和刺激,也许是为了保证自己不会被摩萨德刺杀。他后来于1975年7月在西班牙死于癌症,诸多前纳粹德国官员、军人和新纳粹分子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恐怕没有人想到,他居然为摩萨德工作过。

除此之外,摩萨德的暗杀行动还有很多起。1962年11月27日,德国科学家沃尔夫冈·皮尔茨的办公室收到邮件炸弹,他的秘书被炸伤。摩萨德还派人到欧洲去搞暗杀。在德国西南部小镇罗拉赫(L·rrach),一名为埃及研制电子设备的德国科学家遭到枪击,不过得以幸存。1963年2月,曾参与二战期间V2火箭研发的德国科学家汉斯·克莱因瓦赫特(Hans Kleinwachter)遭到刺杀,也逃得性命。

摩萨德的两名特工约瑟夫·本—加尔(Joseph Ben-Gal,以色列籍)和奥托·约克里克(Otto Joklik,奥地利籍)跑到瑞士,找到了一个名叫海迪·格克(Heidi Goercke)的西德女子。海迪的父亲保罗—延斯·格克(Paul-Jens Goercke)是在“333工厂”工作的西德科学家。两名摩萨德特工要求海迪劝说她父亲回国,否则就要伤害她。本—加尔和约克里克被瑞士警方逮捕,并查明这两人还参与了绑架克卢格和刺杀克莱因瓦赫特。

于是,在外国领土上搞绑架、暗示与恫吓的“达摩克利斯行动”大白于天下,引起“友邦惊诧”,导致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以色列官方坚决否认,说自己的特工只是用“和平劝导”的手段。

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事后才得知摩萨德的行动,勒令停止“达摩克利斯行动”,以免以色列与西德的关系破裂。当时致力于和西德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夫人(1969年-1974年担任总理)等人对摩萨德的行动十分愤怒。在外交风波和政府压力下,哈雷尔被迫辞职。接替他担任摩萨德领导人的梅厄·阿米特(Meir Amit,1921—2009)说哈雷尔夸大了埃及导弹计划对以色列的威胁。而伊扎克·沙米尔等人觉得哈雷尔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为了表示抗议,愤而辞职。

而死亡的威胁和外交压力也使得德国科学家于1963年末离开了埃及。到1967年,埃及的武器研发工作陷入停滞,经济上因此损失惨重。后来埃及倒向了苏联,从莫斯科获得了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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